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,其實無時無刻不在創造歷史,因為我們呼吸、見證、親歷、旁觀,於是不可避免地成為歷史的一部分。但在創造歷史的進程中,善忘,卻時常使我們有意無意地丟棄著歷史、遺落著過往,任由它們湮滅在時光的塵埃中——連同有益的教訓、可貴的經驗以及人間的煙火氣。也許這樣會使我們的“歷史”更加“光滑”,但恰恰更顯出我們的無情與無趣。
  11年前“非典”的突如其來令人記憶猶新——在我們剛剛跨入新世紀不久它便恣肆而來,共和國全民總動員,接連推出重大舉措;人們眾志成城,前赴後繼。彼時,全民族經歷著生死考驗,迸發出巨大的力量,並且涌現出一批勇於擔當、書寫和見證歷史的人物——我想說的是,在“非典”前線採訪的隊伍里,在冒死接近真相的行列里,《非典啟示錄》作者王宏甲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,捱過了生死考驗。在經歷了“非典”前線的考驗之後,勤奮多思的作家積累下大量素材。當然,他沒有去趕彼時書寫“非典”的風潮,更沒有在關於“非典”的情緒化傾訴的聲浪里,額外添加多餘的分貝。但這些沉甸甸的素材,這些用汗水與心血換得的痛苦與歡笑的寫真,並沒有從他那裡刪除,而是經歷著長期的沉潛、發酵與鍛造。
  關於“非典”的話題逐漸被淡化。在王宏甲看來,這不正常、不合理,這種選擇性遺忘,被遮蔽的是我們以鮮血與生命換來的教訓與經驗。我們不能因為自己的輕淺,失去一次將災難變為財富的機會。他認為,一個民族如果不能把災難變成財富,就是真正的不幸。在“非典”事件中,不論得與失,都淘洗出我們民族血染的財富和淚洗過的良心,這不能被忘懷,不能被丟棄。我同意這個鏗鏘有力的立論。正如法國作家盧梭所說,“見到不平的事而默不做聲,等於參與不平”。現在,王宏甲以一部扎實厚重的《非典啟示錄》為被遺忘的“非典”鳴不平。
  《非典啟示錄》同樣重要的價值還在於對民族精神力量的呼喚與煥發。“非典”所考驗的民族精神,是我們前行的偉大營養和動力。記得在當年“保衛北京”的決戰中,在全國東南西北的疫區里,在生命受到威脅的種種被關註或被忽略的角落,何以出現了那麼多勇敢的人們?一個民族煥發出來的集體智慧與力量,是如何在危急時刻顯現出奪目光華的?這些都值得記錄和弘揚,值得牢記和思考。
  書中說,“人類對這個星球的破壞以及人類對人類的攻擊和殘害,都有動物比不上的醜惡。但是,人類中也有許多懂得為他人著想的人,他們呈現的優秀品質代表著這個星球的生命體所能達到的高尚。範信德就是這樣一個高尚的普通人。”書中記錄了這個在廣東中山二院工作了整整40年的老醫生,平時被同事們親熱地稱為“德叔”。他在關鍵時刻所表現出的不凡與高貴,激勵著人們。另有武警北京總隊醫院內二科最年輕的主治醫師李曉紅,她是在救治“非典”患者中第一位以身殉職的軍醫,她剛剛懷孕6個多月。在她生命的最後10天里,雖然已經說不出話來,但仍然堅持著記錄下自己患病的感覺,一點一滴都不曾遺漏,希望對其他患者有用。人們看到她的筆跡一天天越來越顫抖,似乎看到她的生命在走向盡頭。而在她逝世之後人們更發現,她不到30歲,常年使用3塊6角錢的化妝品,住在衚衕里沒有暖氣、沒有衛生間的14平方米老房子里。“她屬於那種平凡得不容易引起人們註意的人。”像這樣的好人默默奉獻著太多的光亮,他們在關鍵的時刻站出來,燃盡自己,照亮別人。而我們對大德大勇的人們的表彰、宣傳往往是一過性的,具有限於特殊時期的權宜色彩。隨後所發生的事情、累積的信息,會不斷地、迅速地覆蓋著過往的一切——當遺忘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常態,特別是當我們有選擇性地遺忘的時候,實際上正在走上一條不該踏入的歧路。
  對“非典”一戰的採訪,固然讓人熱血沸騰,但王宏甲是一位成熟寫作者,讀者可從書中看到情感豐富的記錄主體。他在序中說:“病區的外面,太陽高高地懸掛在城市的上空。整個民族,都在呼嘯陣陣的抗疫救危中奮起。我們這個民族,每每就在危難中從許許多多平凡的人們身上發出耀眼的光芒,使更多的民眾在熱淚盈眶中經歷靈魂的洗禮,發現自己身上也有高尚的呼應。那時,這樣的光芒,這樣的腳步,每時每刻就在那些最困難、最艱險的地方震耳欲聾。”現在,也就是11年的時間,我們難道就可以把這一切,有選擇地遺忘掉嗎?
  紀實作品、報告文學的重要使命是尋找真相、發現真理。王宏甲作為一位有著宏闊視野和相當認識深度的寫作者,顯然不滿足於真相與真理。他要洞察,並深入到事物的內部去。因為,這個世界,真相往往與謊言並存。即使親歷,也未必能認識真相、洞見本質。王宏甲痛切地認識到,“世上吆喝‘揭秘’、‘真相’之類的,多是傳播謬誤。我也警惕著自己視野狹窄,即使巨大的真相就呈現在眼前也會視而不見。這個世界常是被錯誤的觀念、偏見遮蔽著的。”  (原標題:《非典啟示錄》:不該忘記血淚洗過的良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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